怎样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理想？

《红旗文稿》2017/7　 作者：张斌 汪先平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这为我们做好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进一步领会和把握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共产主义理想源自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超越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不是无本之木，其源自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作为这一批判代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历史上，人们观察和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多元的视域，如科学技术的进展、工业革命的发生、形而上学变革、资产阶级革命、宗教变革以及文化层面的变化等等。马克思立足于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变革，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高峰，其批判的广度和深度至今无人可及。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其历史唯心史观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批判，马克思才得以完成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通过走向历史的深处而迈向人类的光明未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根源于资本的产生。“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在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存在变成了资本生产链条上的工具，人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人，而是异化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揭露来深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之一是社会关系。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7页）显然，这种社会关系是颠倒了的社会关系，是物支配活劳动，而不是相反。

　　资本的本质还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资本主体性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人的主体地位异化的结果。人本来应该是主体，但是却沦为资本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支配人，人就变得毫无价值。这种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实际上就是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在资本逻辑下的技术革命、产业变革、政治革命、哲学革命等等，最终都是为资本服务，为资本增值服务。资本的增殖与积累虽然由工人实现，但是并没有给工人带来财富，只是促使资本进一步压榨工人，强化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和控制，导致工人在异化的路上越走越远。沃勒斯坦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社会忧患仍然是异化，马克思使我们得以设想另外一种社会秩序。”（《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遵循马克思的批判框架，我们会发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由、平等、人权的抽象政治口号和承诺，被市场交换的自由平等所兑换，资本主义曾经最为自傲的天赋人权便被置换为“商赋人权”。“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为了找回劳动本真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设想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不再为某一类人或某一阶级所占有，而是属于所有人，并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来进行分配，人的劳动变成了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只有当劳动本来的意义得以彰显，人的解放才能实现，大写的人才能成为现实。

　　二、共产主义理想源自马克思主义一贯的人民性立场

　　人民性立场是马克思批判现实、展望未来的根本立场和原则，也是马克思社会理想的价值意蕴和根本旨趣，这种立场和原则贯彻其理论创作的始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立场集中体现在人的解放这一命题上。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要摆脱两种控制，即自然力的控制和资本的控制，而摆脱资本也就是社会关系的控制最为关键。这是马克思全面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批判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现代社会私有制的存在更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与逐步扬弃人的异化过程凸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性，新的社会秩序就是在不断克服这种矛盾基础上才得以构建与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超越了之前历史上所有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思想。新的“人的解放”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一富有“人类性”和“现实性”的解放既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实现，也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人的解放从时间上来说具有长期性。第一，人的解放首先要从思想上扬弃私有制，树立人的解放的意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胜的信念。这实质上是思想的解放。第二，要将思想上的解放落实到共产主义行动之中。实现人的解放仅仅解决认识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必须付诸实践。“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人的解放从过程上说具有历史性。首先是要揭示出解放的实质，“‘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同上书，第527页）其次，要揭示出如何解放，实现解放的第一要务是劳动意义的转变，即当生产劳动不再是资本行使权力的起点，劳动也就不再是人的负担。最后，要明确解放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即摆脱了受束缚受压迫的状态之后，如何再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不管是对思想观念的批判，还是对行为运动的批判，如果都还停留在对旧制度和旧社会的不满之中，解放则永远不可能实现。马克思强调的人的解放是直接冲破旧制度和旧社会，建立一个崭新的制度和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解放运动的发起者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人民群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翻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就直接变成了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私有制的扬弃要依靠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一运动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书，第436页）

　　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历史方位判定与理论反思

　　就马克思对主体性资本批判的最终结果看，历史发展出现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就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我们还需客观、理性、科学地对其进行界定和深入研究。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仍旧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也即说主体性资本消亡的历史条件还远未达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之前，资本通过自身增殖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历史性贡献的结论是慎重的、严肃的。在他们看来，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社会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它（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资本主义促进人的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和文明作用的同时，洞察了资本主义阻碍人的解放的反动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须要扩大社会生产，实现生产的社会化，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稳固的基础，因此，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逻辑最终将自取灭亡。“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可以说，资本逻辑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表面上看工人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工资，满足了自身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却使得资本变得愈发富裕，而自己愈发贫困，这种贫困不仅是简单的温饱问题，而是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解决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势必首先要否定资本逻辑，那就相当于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需认真对待和分析社会发展的具体程度和水平。马克思从历史生成的立场看待共产主义的诞生，“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带有弊端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同上书，第435页）可以看出，面对未来，马克思是充满激情与乐观的，面对现实又是异乎冷静的。

　　这即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具有长期性。关键在于，应当采取科学的立场和方法看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同时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展望与谋划。在此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追求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树立的信心所在。

　　四、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个体发展之间是共生关系

　　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所在。共产主义理想不仅没有脱离社会个体，反而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加强调社会个体。这是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个体关系时我们首先要把握的逻辑前提。

　　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个体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共生关系。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深入地探究了人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人的发展阶段性与人的发展历史性是相统一的。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要以发展和辩证的观点把握这一共生关系，既不能幻想社会个体在这三大方面尚存在缺失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理想就能实现，也不能认定除非社会个体在这三大方面都同步获得全面发展了，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原因在于无论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共产主义的实现，都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二者是在对应共生中获得发展的。社会个体理应在把握人的发展内涵基础上积极塑造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自我，这种能动的积极发展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的逐步实现提供资源和条件。反过来，共产主义理想的每前进一步都是为个体寻求更高层面的发展提供平台和支撑。

　　当前，金融化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复杂曲折，保守主义嬗变出新的形态，国际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内在悖论及其导致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低迷乃至政治秩序的紊乱，都凸显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不同发展道路、制度、理论的交锋越加激烈，这些都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的坚守造成了现实的困难。新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首要的是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旨，在紧扣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牢固树立关于人的解放的根本立场，遵循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原则。这是人类未来新形态社会区别于人类过往社会的本质所在，也是共产主义理想保持恒久感召力和价值的根源所在。